副部级“70后”诸葛宇杰（图源：上海市杨浦区安全生产网站）

从中共政治局审议通过《大力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意见》，到要求新一届共青团领导班子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再到习近平要求各地“不拘一格”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中共中央突然连续高调要求加强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引发舆论对中共政坛新星一代的关注。

与十七大刚刚过后的迹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十九大后的今天并未出现像此前孙政才、胡春华等那样一度被称作“政坛新星”的高官出现。对于目前中国官场现状，观察家们普遍有一种担忧，那就是在当下庞大的官僚系统中，新生代的政治新星仍然毫无踪影。在中共精英选拔的政治制度下，政坛“70后”成为尴尬的一代。

当年风光无限的“60后精英”

资料显示，现在中国的省部级高官里，“60后”成为地方党、政大员核心主体，省级常委绝大多数是“60后”。其实早在10年前，这些“60后精英”就已盘踞于中共政坛，“年轻”成为他们一代特有的标签。那么10年过去，“70后”官员们在政坛占据怎样的位置？

对比十年前的中国省部级干部中，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人逐渐增多，外界称之为中国政坛的“60后精英”，如时任农业部部长孙政才、河北省省长胡春华、共青团书记处第一书记陆昊等。

当时，习近平亦曾以中国副主席的身份强调，“大力培养选拔年轻干部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中国官媒则形容，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中共的各级领导干部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更替为一批年富力强的“年轻人”。

这些代表人物中，胡春华早在38岁时（2001年）就已成为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晋升副部级；孙政才则于39岁（2002年）就当选北京市委常委，成为副部级高官；而陆昊早在36岁时就已升任副部级的北京市委副书记。

再看他们的晋升速度，2008年，45岁的胡春华成为河北省省长，2009年，46岁的孙政才成为吉林省省委书记。2008年，41岁的陆昊成为共青团第一书记。

从“60后”这一群体构成看，早在2002年前后，当时“60后”（40岁左右）的副部级干部已达上百位，至2007年左右，已经有多位“60后”跻身正部级，担任了省委书记、部长、省长要职。

副部级“70后”周亮曾长期与王岐山共事（图源：永州政府网）

今日尴尬的“70后”官员

而今天，对31省省委常委进行盘点发现，仅有两位“70后”出现。他们分别是上海市委常委、秘书长诸葛宇杰（1971年出生），贵州省市委常委、秘书长刘捷（1970年出生），他们都是46岁才步入副部级。

由此可以看出，现今“70后”晋升为副部级的年龄比此前“60后”的晋升副部级，晚了将近十年。

即便是放眼整个地方政坛和国务院中央部委，目前进入副部级的“70后”也只有7人，依然是凤毛麟角。

除诸葛宇杰和刘捷外，他们是上海市副市长时光辉（1970年出生，43岁升副部）、银保监副主席周亮（1971年出生，44岁升副部）、中纪委驻银保监纪检组长李欣然（1972年出生，45岁升副部）、江苏省副省长费高云（1971年出生，46岁升副部）。

从这几位“70后”副部级官员的履历分析，他们的特点相对比较集中，两人来自上海党政班子，两位银证监会官员则均出身中纪委机关，其政治脉络十分清晰。

此外，还包括一位近日新当选副部级共青团常务书记的汪鸿雁，成为中国唯一的“70后”女性高官，她同时也成为中国第七位“70后”部级干部。

其实，中国不少地市也都涌现出“70后”市长，他们包括曾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任职的浙江省政府秘书长陈新和湖北襄阳市市长郄英才、湖北咸宁市委书记丁小强、黑龙江鹤岗市市长张恩亮、安徽池州市市委书记王宏、甘肃省武威市委书记柳鹏等等。

虽然“70后”官员的数量已经初显规模，但身为“少壮派”的他们还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发展境地，并未成为接班梯队的核心力量。

若如此下去，多数现任正部级干部中将届龄卸任，而后备力量则相对匮乏，可能造成断层。或许这也正是当下，中共所提出的“大力培养选拔‘适应新时代’要求优秀年轻干部”的意义所在。

所以，面对这样尴尬的局面，“70后”官员们如何发力？或许，只能从习近平的政治局会议以及十九大报告中所讲的“基层一线和困难艰苦的地方”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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